日记九种

1927 年，郁达夫把自己一段日子里的日记整理出来，交给书店出版，就是《日记九种》。这一批日记写得很细：见了谁、去了哪儿、喝了几杯酒、收到什么信、心里怎么翻腾。当时他正在追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，这段追求的过程，几乎被他按天写在了里面。

书出版之后卖得很好，也吵得很凶。赞同的人说这是真，反对的人问他凭什么：写自己的日记不算错，可日记里那个人还活着，还在杭州念书，还没答应他一个字，就已经被当作书里的人物印在纸上、摆在书店玻璃柜里。这个质疑当年就有了，只是没有人能替当事人回答。

他们后来结婚，一起过了几年，又闹到登报、翻脸、各执一说。1945 年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，死讯多年后才被确认。王映霞晚年很少再谈这段事，留下的说法与对方始终对不上 —— 一段关系的两头，各自记着一半。

上一期的《爱眉小札》，是本刊读「私信被公开」的第一层：那批日记书信是身后由别人整理出版的，写信的人不在了，痛也过去了。这一期的《日记九种》是第二层，也是更要紧的一层：**书是在事情进行中出来的**，被写的人还活着，还在被人议论，而且没有同意。

这带来一个今天读起来仍然扎人的问题：一个人有权把自己的日记印成书吗？答案在法律上很清楚，在伦理上不很清楚。写的是自己的心事，可心事里必须有另一个人；那个人成了书里的人物，有了性格、穿着、住处，甚至脾气，而这些判断全出自另一个人的笔。她没有辩解的位置 —— 书里没有她的稿子，也没有她的名字（至少当时）的署名权。

本刊把这两篇放在相邻的两期，是想让读者看清一件事：民国那批「热烈的情书与日记」之所以动人心，一半靠的是感情，另一半靠的是**隐私的敞开**。读的人应当知道自己享受的是什么。作者自己交出去的，是他自己的那部分；另外的那部分，是被顺带交出去的。

至于这段关系的对错，当年的报刊已经替双方写过了，本刊不再重写一遍。本刊只把一件可核的事记下来：当年有人提出过这个追问，而这些文字今天还在印。